2015 年12 月12 日，CCF YOCSEF 在北京举行“国家重大科技奖励应如何评选？”专题论坛，从我国科技奖励制度的问题与对策、国外科研评价体系的特点、理想的科研评价体系构建等方面进行研讨。
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周建中对我国科技奖励的现状进行了梳理，基于对科技工作者的调查、访谈以及案例研究，分析我国科技奖励的问题与成因；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包云岗谈了如何明辨科研评价体系上的“与国际接轨”和“闭关锁国”的利害；360 公司首席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颜水成分享了新加坡科研的评价体系，谈了对于科研评价标准的一些看法。多名学术界和产业界人士与嘉宾进行了交流。
2015 年1 月9 日国家奖励大会召开后，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公正性引发社会热议。1 月中旬，中国计算机学会曾发出一份建议政府退出评审的声明，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既有称赞叫好，也有质疑之声。
科研工作者如何评价我国政府主导的评奖系统？政府通过一个公平的机制和平台评奖、并对科技成果起到“背书”作用，对科技工作弊大于利还是利大于弊？专业学术团体等同行评议方式在其中应扮演什么角色？专业团体就一定能确保评奖的公平公正吗？国家重大科技奖励怎样才能确保评选出真正一流的成果？国外的科研评价体系又是怎样的？在我国进入升级发展关键阶段、着力做强科技这个第一生产力的大背景下，这些问题尤其值得探讨。
一、 我国科研评价体系的现状和问题
周建中认为，我国科技奖励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政府设置的各种科技奖项过多，社会科技奖励数量较少；奖励对象以项目成果为主，针对科技人才的奖项偏少；评审过程中公正性认可度不高，评奖功能已经发生异化；奖励评审成本过高，干扰了科技工作者正常的科研工作；获奖人数有限，强势单位、强势人员排名普遍在前，人为干预时常发生，主要贡献者排名常常相对滞后，存在少数人侵占多数人知识产权的纠纷隐患。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曾提出，要保证科研人员五分之四的时间用于科研。那么我国科研人员的时间去哪儿了？调查显示，经费多元化来源分散了很多精力，因为每个项目从申请、评审到维持运转等都耗时费力。一个团队要维持正常运转，靠单一来源不够，必须多方争取；而且目前经费都是竞争制，大家都有恐慌，不知道明年还有没有钱。
包云岗认为，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科技奖励制度。“透明计算”像是对我国现行科技奖励制度的一次体检，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改进。尽管现行科技奖励制度有些问题，但国家和社会调整都很快。如果看看硅谷计算机历史博物馆口述历史资料所反映的每一项技术研究背后的困难，我们有理由对今天的生存环境和状态更有信心。
二、国外的科研评价体系
颜水成介绍说，在新加坡申请国家项目是扁平式的，任何人都可以申请。评审以海外专家为主，提交完申请，在结果出来前只需等待。结题讨论只在现场准备一杯咖啡、一瓶水——如果有其他行为，下一次拿项目就会有问题了。
新加坡的年轻教授生存状态也比国内好。助理教授入职即获得90 万人民币启动经费，入校就是phd导师，不存在层次问题。在教授的年度评审上，工业项目的权重大于国家项目。Tenure 评审中，每个人的评审完全独立。国内一年两个教授名额一堆人去抢，新加坡每个个案的申请是独立的，个人申请成败不会影响他人。因此，新加坡教授晋升的每一步都非常单纯，准备材料、等结果即可，不需要花任何时间思考外在因素可能产生的影响。
包云岗补充说，美国的最新变化是在项目申请书中去掉得过什么奖，只看申请材料中的思想创意。
三、国家该不该颁奖？奖团队还是个人？
包云岗认为，让国家推出奖励机制并不完全合适。国家可以颁奖，但要注意比例——如果90% 的奖项都是国家奖，可能会有问题。至于个人和团队究竟奖给谁，都行，但工程类成果如果只挑出个人进行奖励，容易产生误导。
周建中举例说，屠呦呦的成果离不开组织的贡献，但诺贝尔奖之所以颁给她个人而不是团队，因为看重的是思想、原创，而不是个人具体承担了多少工作量。
周建中团队调研结果显示，基础研究奖励个人没问题，因为基础研究强调前沿性原创性，但在大的集体攻关项目上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比如军工集团、研究机构的集体攻关项目，具体工作往往由数百上千人承担，这种情况并不适用于现有层级的奖励，可以用其他方式来激励，比如范围大一点的“优秀工作者”或者物质奖励。
四、奖励标准是什么？怎样确保公平公正？
包云岗认为，奖励标准中有两个是必要条件。第一，成果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今天去判断5 年后的技术也很难。根据信息技术发展规律，一个想法提出来到形成比较大的产业是需要较长时间的。所以，有些工作刚出来两年就颁奖会有问题。
第二，成果应该是学术同行推崇的。隔行如隔山，只有科普才能打通篱笆。骄傲自豪地向更多人介绍同行的工作、把本领域最出色的专家推选出来，是学术同行的责任与义务。
那么，怎样得到学术同行的认可？最重要的是开放。最近网上有人说Sci 是美国对我们的知识资源的控制，不对。Sci 让我们能够与国际同行交流，起到了开放的作用。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访华，大清官员用了一个月时间与他讨论如何叩头的问题，马戛尔尼回去就汇报说可以打中国。今天，我们仍然要避免闭关锁国思想。
颜水成说，为增强评价标准的公正性、避免顶级会议成为B 类的意外再次发生，评议方不能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而是应当更多地引进海外专家的评议，引入利益无关者设立列表。
周建中则指出，作为硬币的另一面，公平公正性不是绝对的，评价指标在总体上是一个导向，不断根据当前科研发展需要、管理需求进行动态优化，引导大家为目标服务。中科院这些年的导向已经发生了转变，论文从重数量到重质量，从强调定量评价到强调重大产出是否对国家有重大贡献，不再需要那么多论文专利了。
五、论文数量与学生毕业挂钩科学吗？
颜水成认为，毕业要求发表多少文章还是重要的，具有可操作性，标准可见，便于减少老师和学生的误解。会议分级也是有必要的，学生可以有目标，而且可
以给招聘者一个标准，便于筛选人才。
但是，什么样的会议能算指标、比重多少？不同门类的会议怎样界定指标水平？针对这些难以设定统一标准的问题，周建中认为，发文章只是学生工作的副产品，以文章为硬性要求的话，也可能逼出剽窃、造假等问题。
六、理想的科研评价体系
颜水成认为，理想的评价体系应减弱人情因素的影响，保证科研人员可以专注从事研究；鼓励攻坚、减少灌水，适当容忍两三年没有直接产出，认可没有发表的中期成果，保证团队可以静下心来做一个有难度的课题；尤其是要让年轻人专注科研一线，而不是忙于奔波在不同会议上混脸熟。
七、我国与世界先进科研水平的差距在变大还是变小？
包云岗说，从10 年前和今天ACM 会议上发表论文的情况来看，中国大陆一大批学者已经可以跟国际同行交流，论文数量和质量都有极大提升。
周建中表示，从学科发展来看，信息领域一些学科这几年进步很大，快速接近世界最好水平。我国科研总体跟国际上的差距逐渐缩小，某些团队、某些点、某些方向甚至领跑世界。
颜水成指出，中国虽然人多、勤奋，但原创性能力差，未来5-10 年要追上某个领域的国际最好水平是很可能的，但出现开创一个领域的大师还需要很长时间，还需要国家政策上的大调整。上海科技大学是有意思的尝试。贵族最适合从事好的研究，不用为房子孩子发愁，在宽松的环境里没有压力地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奖励制度是国家科技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国家科技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激励科技工作者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对于基础研究，应当发挥学术共同体对科学优先权认可的基础性作用；对于应用研究，应当充分发挥市场对于技术创新成就认可的决定性作用。从奖励聚焦个人、建立公开透明遴选评价办法、将奖励申报制度改为推荐提名制、大力培育和支持社会力量设奖等方面对国家科技评价体系进行调整改革，有利于更好发挥科研奖励的正向激励作用。
YOCSEF 主席谭晓生，AC委员陈健、白瑞雪为本次会议的执行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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