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企业开始跨国发展，必然会牵涉到不同文化环境的问题。中美两国在政治生态、经济面貌上都存在分歧，基于美国对外攻击性的战略态势，对华为与中兴的发难也就有其内在逻辑。
 
■本报记者 原诗萌 实习生 郭峰
 
经过一年的调查，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近日得出结论，称华为和中兴对美国安全造成威胁，原因是其设备可以被用于监测美国人。而华为、中兴作为中国公司，需要满足中国政府访问其系统的要求。
 
这份调查的公布，无疑意味着华为、中兴在美国市场的发展遇阻。与此同时，华为在美上市的计划也有可能就此搁浅。美国投资银行Jefferies分析师辛西亚•蒙表示，考虑到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立场，如果华为寻求在美国上市，一些极度保守的美国机构投资者不会购买华为股票。
 
上述报告也吸引了中国业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YOCSEF）近日在北京举行“特别论坛”，就“美国为何发难华为、中兴”展开讨论。与会专家指出，发难的背后是思科与中国电信设备商的对决。此外，此次事件也反映出中美两国产业生态的不同，并引发人们对于信息主权的思考。
 
思科的“算盘”
 
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企业进军海外，一方面显示了我国国力的壮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企业在掌握核心技术上的飞跃。据了解，华为70%的营收来自中国以外市场，是仅次于瑞典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商。
 
华为等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快速发展，自然引起了竞争对手的警惕，并开始寻求制约的手段。互联网实验室创始人方兴东在论坛上指出，华为、中兴之所以在美国有此遭遇，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思科等美国本土高技术企业的阻挠。“正是因为思科等商业集团为了自身经济利益而游说国会，才有了这样的结果。这次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不信任报告，是10年前思科诉华为知识产权案的延续。”方兴东说。
 
华为和思科发展速度的比较，或许可以为方兴东上述结论提供佐证。据了解，思科在2000年时的销售额为180亿美元，到2010年时只增长到432.18亿美元；而华为则在这10年内迅猛发展，销售收入由2000年的220亿元人民币增长到2010年的1852亿元人民币，10年内销售收入增长近7倍，迅速成长为国际通信设备厂商的新兴力量。
 
“阻止华为进入美国，实质是思科为维持在美国本土的高额利润。”方兴东说。
 
他同时指出，思科是硅谷象征性的公司，而此次事件的发生，则从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思科在创新能力上的衰弱。
 
“虽然他们的行为可以获得暂时的收益，但失去的却是长远的未来。”方兴东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也指出，对于无品牌、无技术或有品牌、无技术的企业，美国的态度都是比较宽松的，但在对待像华为、中兴这样有品牌、有核心技术的企业时，就不那么宽松了。“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在极力保护本土核心技术企业。”倪光南说。
 
产业生态的分歧
 
此外，也有专家指出，这次事件的发生，也反映出中美两国在产业生态看法上的不同。
 
启明星辰首席战略官潘柱廷指出，市场的发展靠的是企业层面的竞争，但各国企业在不同的环境中发展壮大，企业的发展也就带有本国的特色。因此，一旦企业跨国发展，必然会牵涉到不同文化环境的问题。
 
事实上，中美两国在政治生态、经济面貌上都存在分歧，尤其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有许多独有的特点，政府、政策对企业的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干预。中国企业发展的这种“中国特色”形成了我国企业特有的产业生态。
 
而美国对外的进攻性发展战略，以及将网际空间视为领土一部分的看法，使得美国对于网际空间的安全十分关注。
 
正是由于这种产业生态的差异，美国怀疑华为、中兴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发展受到政府支持，以及中国政府不正当的利用。
 
“华为、中兴在通信设备生产方面拥有核心技术，美国政府认为其对该国网际空间的安全有潜在的危险。基于美国对外攻击性的战略态势，对华为中兴的发难也就有其内在逻辑。”潘柱廷说。
 
反思调查
 
美国对网际安全的谨慎和强调，也引发了对于我国“信息主权”的思考。
 
倪光南指出，业界谈得比较多的是信息安全，但较少提及信息主权的概念。他认为，在信息安全上应实现安全可控，同时政府应积极采购国产设备。
 
目前我国有《政府采购法》和《招标投资法》，但倪光南认为，仅有这两部法律是不够的，同时在政府采购方面执法力度也不到位，如思科在我国市场上占到很大的份额。倪光南呼吁国家支持国产设备商，积极采购国产设备。
 
“华为和中兴我们要支持它们，有关部门也应该支持。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也是为了促使相关部门下定决心来支持我们中国的企业。”倪光南说。
 
此外，与会者也认为，美国这份调查亦显示了其在政府行为上的公开性与程序性。能够把问题公开并要求相关方讨论，这种行为本身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
 
《中国科学报》 (2012-10-25 B2 金融)